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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坊会议》光前启后,苏区精神继往开来

编辑: 彭晨      2012-11-20 12:26 来源: 邹永清

  为了宣传党的历史,弘扬井冈精神和红色精神,使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取得实效,为实现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提供支持和保证,在纪念罗坊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渝水区的革命斗争历史,深切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在渝水区的革命活动,深切怀念渝水革命先烈为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这项工作很有必要,他不仅可以普及党史知识,而且可以增强广大干群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感情,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渝水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一、渝水区的革命斗争及其贡献

  大家知道,渝水区是1983年10月经江西省政府批复在原新余县设置的县级区,因此,下面所说的新余县,即今日之渝水区。渝水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自推翻清朝统治至创立民国,特别是1927年10月渝水区建立中共地方组织起至1949年7月渝水解放,渝水人民开展的革命斗争从未中断。渝水的苏区革命斗争是从1927年10月成立中共新余花桥支部开始,1930年3月新余南区苏维政府成立,苏区面积和人口逐渐扩大,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罗坊时革命活动达到高潮。红军撤离后,新余苏区党政组织遭到重创。1932年革命斗争再兴高潮,以后斗争形势异常严峻,至1934年10月的分(宜)新(余)峡(江)县苏维埃政府遭敌破坏解体。

  渝水区苏区和游击区的范围主要是:以九龙、良山等为中心的南部苏区和袁河南岸的游击区,隶属湘赣省委领导,以蒙山为中心的北部为游击区,属湘颚赣省委领导,苏区革命高潮时期几乎是全红县。以县城为中心的袁河两岸流域为国民党统治区。县、乡苏维政府坚持斗争前后长达5年之久,渝水人民有686名优秀儿女在第二次革命战斗中壮烈牺牲。全国解放后,党和国家、军队中的领导人撰文回忆新余革命斗争的经历,各级党史系统的工作者编写中央苏区的著述中都对新余县有过介绍,渝水区也多次被江西省人民政府认定为革命老区之一。

  (一)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地方武装等情况

  1、党的组织的建立、发展及演变:1927年10月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新余花桥支部,是新余境内较早的党组织。

  1927年5月中旬,中共吉安延福区委派罗日光到新余九龙山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在九龙乡地区建立交通联络站,进行革命宣传和串联活动。同年10月,正式成立新余县第一个支部——中共新余花桥支部,隶属于中共吉安延福区委。

  1928年2月,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成立中共新余区委,隶属于中共赣西特委。1929年4月,中共新余区委改为中共新余县特别支部。1930年1月,中共新余县特别支部撤销,成立中共新余南区区委,隶属于赣西南特委。4月,正式成立中共新余县委,隶属于赣西南特委。10月,改属江西省行委领导,1931年8月至10月,受中共湘赣临时省委领导,10月以后隶属于中共湘赣省委领导。1932年3月底,新余、峡江两县苏区合并,成立中共新(余)峡(江)县委,隶属于中共分县中心县委。1934年夏,中共新峡县委撤销,成立中共分(宜)新(余)峡(江)县委。10月,国民党新余、分宜两县保安总队向九龙山攻击,红色游击队腹背受敌,退入吉安县油田一带,至此,新余苏区完全丧失。

  2、建立红色政权:1930年1月,新余南区苏维埃政府筹备处在九龙山太坑张家村成立。同年3月初,新余县第一红色政权——新余南区苏维埃政府在九龙山仙坑(今山坑)台仔上村正式成立,隶属赣西南特委。5月,新余县苏维埃政府在良山周宇上沐源村正式成立。1931年3月底,新余、峡江两县苏区合并成立新(余)峡(江)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4月,分宜中心县和新峡县撤销,合并成立分新峡县苏维埃政府。同年10月,新余苏区政权组织遭敌破坏,被迫转入地下隐蔽斗争。

  3、创建革命武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新余苏区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建立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主要靠武装斗争来实现,除红军正规部队的帮助外,主要是建立和发展地方工农武装。1929年12月,刘子云从部队回乡,在良山沙汾苍坑村成立了新余县第一支游击队,他们到处捉土豪地主,购买枪支弹药,这样,游击队逐渐壮大起来。当时在袁水以南的新余苏区建立了沙汾游击队、南区游击队、新余县红色警卫营等20余支地方工农武装。县、区、乡、村还建立了不脱产的赤卫大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武装,他们战时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作战、输送弹药粮食等物资,抢救伤员;平时,一面军训,一面生产,保卫地方政权。袁水以北有蒙山游击队。

  (二)对革命贡献与牺牲

  1、渝水区开展的武装斗争,是中央苏区武装斗争的一部分,渝水区是中央苏区的坚强屏障。新余县南邻吉安、峡江、袁河以南丘陵起伏,地势险要,适合游击战和山地伏击战、阵地战的开展,又是白区与苏区的交界处,当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进攻时能起到缓冲作用,对保卫党中央和红色政权发挥过重要作用。

  新余苏区人民的反“围剿”斗争对牵制敌军主力,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1930年12月至1931年6月粉碎了敌人对新余苏区的三次围剿。以后,新余苏区又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1934年4月,国民党向苏区的围剿向纵深推进,苏区的范围进一步缩少,8月,湘赣主力红军红六军团离开根据地后,国民党加紧了对苏区联合围剿,10月新余苏区失陷。

  2、渝水区的苏区建设为“罗坊会议”的召开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在新余的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渝水区的苏维埃政权在1930年5月即成立了东、西、南3个区苏维埃政府,红一方面军10月攻占新余县城时,新余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武装积极配合,并迅速地发展苏区面积和人口。积极配合红军筹粮晌和征集红军士兵。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陈家闹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罗坊会议”。

  3、新余县苏维埃政府不仅拱卫着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而且为中央苏区的兵员征集、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不同时期的工作要求,新余苏区开展了各项工作。

  1930年9月,为落实赣西南特委关于扩大十万红军的号召,新(余)分(宜)县数百人加入红二十军173团。1932年1月,湘赣省工农银行即将开业,新余苏区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作拥护工农银行的宣传工作,使群众自愿到工农银行入股、兑换票币。1932年3月中共湘赣省委召开第一次执委扩大会,新余苏区为落实会议精神,开展了三个月革命竞赛,要求各支部至少要一个同志去当红军;每个男同志要准备2双草鞋,女同志准备一双青布鞋给红军;举行一个铜板募捐运动,拿去慰问红军;每个同志卖给红军10斤谷子,群众卖5斤谷子给红军。新余征集志愿兵70—100名,红军12名。1932年12月开展了50天革命竞赛活动,新峡县扩大红军150人,推销公债5000元。

  4、渝水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由于渝水区地处白区和苏区的交界处,双方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围剿与反围剿、清乡与反清乡连年不断,渝水人民饱受战争的痛苦,苏区沦陷后,国民党统治阶级血洗苏区,大批干部、群众被枪杀、判刑、迫害致死,仅九龙黄田村委,清乡前有村庄59个,房屋1198间,人口1416人,耕牛244头。清乡后,村庄减少了3个,房屋被毁533间,人口减少114人,耕牛减少96头。渝水人民向中央苏区输送了大批青壮年加入红军队伍,1978年经过复查、核对登记的革命烈士就有686名,还有许多为革命光荣牺牲的无名英雄无法查考。

   二、“罗坊会议”及其经过

  1930年10月25日召开的“罗坊会议”,是红一方面军和江西省地方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克服了当时“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红一方面军及江西省党内的影响,纠正了进攻南昌、九江的军事冒险行动。会议决定的“诱敌深入”作战方针,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同志在罗坊会议期间找来了8位兴国送来当红军的农民召开调查会,尔后写了《兴国调查》一文。

  (一)罗坊会议召开前的曲折经过

  1930年,国际国内形势处于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时期,在国际上,自1929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在国内,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互相争夺,矛盾也尖锐化,继蒋桂战争之后,1930年4月又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军阀之间忙于战争,给革命力量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

  由于受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红一方面军1930年8月28日开始进攻长沙。在敌人坚固的防御工事面前,我军久攻不下,总前委决定撤围长沙。在这种情况下,红一方面军内有不少领导干部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还没有认识,仍坚持要攻打武汉、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为此,对红军的行动方向存在激烈的争论。总前委和毛泽东积极做好耐心细致的教育与说服工作。9月12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株洲,总前委作出了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的战略决定。9月28日部队到达袁州,总前委举行袁州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上围绕要不要攻打大城市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主张攻打大城市的认为这是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毛泽东则把打吉安与打南昌、九江进行了比较,说明打南昌、九江缺乏有利于我的条件,敌人有重兵防守。10月2日,红一方军团下达《进攻吉安的命令》,10月4日占领吉安。吉安打下后,围绕打不打南昌这个行动方向问题,军队内部的争论仍没有平息。总前委为此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部队继续按原计划向南昌、九江前进,夺取江西政权。在移师北上的同时,决定先向袁水流域推进。10月17日总部到达峡江,总前委又召开了峡江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对时局的估量和行动方向问题。峡江会议仍然未解决不打南昌、九江问题。21日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总前委又召开了太平圩会议,讨论了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决定从清江太平圩后撤30里。20日,总部发布了《在袁水及瑞州河之间工作待机的命令》,命令指出了敌人向江西集结的严重情况和红军的迎战准备和布置。25日,总部移驻新余罗坊。

  (二)“罗坊会议”及《兴国调查》

  1930年10月25日,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院前村陈家闹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总司令朱德、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参谋长朱云卿、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恒,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红八军军长何长工,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共18人。

  会议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估计了敌我两方力量,总结了两次攻打长沙和攻取吉安的经验教训,指出“轻装袭击路线”的军事冒险错误,提出“坚决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工作任务。26日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决议案。

  30日,罗坊联席会议继续进行。会议根据敌人向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的战略战术问题。指出当时蒋冯阎战争已经结束,蒋介石有从前线大调兵力进攻革命的可能“已经成为事实”,已调大批军队入赣“围剿”红军,其中用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兵力就达10万,已经推进到樟树、高安、上高、袁州等地,正气势汹汹地向红军扑来。面对强敌的进攻,怎么打击敌人?是在赤区打还是在白区打,当时在会上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些地方和红军的干部反对把战场设在根据地内部,担心诱敌深入会丢失大片根据地,危害根据地人民,因而提出主动出击,在赣江西岸的白色区域同敌人交战。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意见,主张红军主力后撤,东渡赣江,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部来打,以迫使敌人分散兵力。而红军则可以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地形和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围剿”。两种意见争论很激烈。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周以栗等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最后在会上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在罗坊期间,还找来了兴国送来当红军的8位农民,在罗坊彭家洲召开了一星期的调查会。他很仔细地问过了8个人家庭成份、历史、人口、土地、生活与经济情况。又以永丰区为重点,调查了各个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实录了永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毛泽东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1931年1月在宁都小布整理成3万字的《兴国调查》,文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仅在文革中收入《毛泽东语录》,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论断,而且是各级领导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工作方法。

  

  三、苏区革命斗争和“罗坊会议”精神对当前工作的现实意义

  从刚才所讲的渝水区苏区革命斗争史和“罗坊会议”的历史来看,我们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就要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团结统一,顾全大局,要坚持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保持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1、要坚定信念,矢志不渝加快发展。渝水的革命先烈,面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血腥镇压,不怕抛头颅,洒热血,靠的是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也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只要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渝水区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2、要把解放思想,创新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红军“诱敌深入”战略战术在罗坊会议得以确立,并为后来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奠定的坚定的基础,这是中国革命军事事业的一项重要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区的快速发展同样表明,解放思想创新理念是促进新余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的“金钥匙”,是推进渝水改革开放的一大法宝。发展永止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3、要实事实是,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渝水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从渝水区的实际出发,发挥各部门、各乡镇的比较优势,形成发展特色。

  4、要艰苦奋斗,切实转变干部作风。“苏区干部好作风”已经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中,艰苦奋斗不仅要求我们的干部要勤俭节约和艰苦朴素,还要有不怕困难,积极进取,乐于奉献的精神,牢固树立“干部就是服务,服务就是环境”的理念,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难事巧办,共同打造一个高效便捷的服务环境。以作风的大转变,促进效率的大提高,实现渝水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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